华佗生活的时代，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。那时，军阀混乱，水旱成灾，疫病流行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《七哀诗》里，写了这样两句：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。目睹这种情况，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，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。为此，他不愿做官，宁愿捍着金箍铃，到处奔跑，为人民解脱疾苦。

华佗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，他用药精简，深谙身心交互为用。华佗并不滥用药物。华佗重视预防保健，“治人于未病”，观察自然生态，教人调息生命和谐。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，则不加针药，坦然相告。

华佗不求名利，不慕富贵，使他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。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说他“兼通数经，晓养性之术”，尤其“精于方药”。人们称他为“神医”。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，名曰《青囊经》，可惜没能流传下来。但不能说，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。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，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，著有《吴普本草》的吴普，著有《本草经》的李当之，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。至于现存的华佗《中藏经》，那是宋人的作品，用他的名字出版的。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。

城市铜雕凝结着一城市的历史、文明和精神，具有很强的文明性和精神性，城市铜雕作为表达人们思维、情感、精神寻求，表现人们审美抱负的艺术言语之一，也必然具有明显的民族性。在城市铜雕日益发展的今日，进一步研究城市铜雕的功用、含义、艺术品格以及她在城市中的位置和所包括的历史价值、文明值、艺术价值，站在城市的人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文明的高度来对待城市铜雕创作。有必要意识到，只有对民族母土文明深入研究、充分认识、领悟其精髓，而且以此为本，合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而又始终保持民族自己的艺术言语特色，才或许创造出具有经典性的含义的城市铜雕。城市铜雕言语只有具有民族性，才会具有国际性，才会在国际艺术之林中存在且别具魅力，也才能真实具有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