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司马光人物标志景观铜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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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。其中最大的贡献，莫过于主持编写《资治通鉴》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上疏请求外任。熙宁四年(1071年)，他判西京御史台，自此居洛阳十五年，不问政事。这段悠游的岁月，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独乐园，既是他的寓所，也是《资治通鉴》书局所在地。这里环境幽美，格调简素，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，除了司马光之外，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。其中，司马光任主编，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为协修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。司马光来洛阳后，便把《资治通鉴》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。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，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、邵雍、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，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。

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"臣今筋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"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，成书不到两年，他便积劳而逝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，司马光都亲自动笔，不假他人之手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，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，通贯古今，上起战国初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(公元前403年)，下迄五代(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末年赵匡胤(宋太祖)灭后周以前(公元959年)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

城市铜雕凝结着一个城市的历史、文化和精神，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和精神性，是一个城市的“魂”。城市铜雕作为表达人们思想、情感、精神追求，体现人们审美理想的艺术语言之一，也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。在城市铜雕日益发展的今天，我们更应进一步研究城市铜雕的功能、意义、艺术品格以及她在城市中的地位和她所包含的历史价值、文化精神价值、艺术价值，站在城市的人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文化的高度来对待城市铜雕创作。必须意识到，只有对民族母土文化深入研究、充分认识、领悟其精髓，并且以此为本，合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而又始终保持民族自己的艺术语言特点，才可能创造出具有经典性的永久意义的城市铜雕。